近年来的政策显示，鼓励“走出去”的行业、领域、目标和国别，具有越来越强的导向性。文化、基础设施、新出口、战兴产业等被明确鼓励“走出去”，且政策明确引导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合作发展此类行业。
黄渊普认为，最难的是出海人思想心态上的“走出去”。中华民族是相对内敛和保守的民族，安土重迁。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，有统一大市场，所以不像很多资源有限的国家，比如新加坡、以色列，天然地有很强的走出国门的意愿。
「新出海」的战略目标受所处的行业领域影响，比如电子消费品领域，一个产品从设计、研发，到市场测试、投放，然后出货、根据反馈迭代产品，一套流程搞下来要么成功、要么挂掉。"传统企业"或有产业背景很深的创业者，往往更慢、需要多个三年「新出海」战略才能做出显性的成绩。
中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组成包括供给侧改革、需求侧扩展、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链升级，以及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。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生产流程，重新构建产业基础，提升产业链的整体价值，以应对成本上升和升级难题；需求侧扩展则是通过消费升级和鼓励内部消费来增强内需体系，这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，也有助于平衡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需求；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则需要国内大循环不仅嵌入国际循环中，同时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，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发展。
站在年末，回望这一年的出海历程，我们见证了在一波波海外风浪的洗礼下，中国出海企业用强大的生命力与极致的创新力，扎根海外、坚韧生长。
这种愈发凸显的主观能动性，源自于中国企业成为海外多个赛道和产业的领航者。我们在跟一些学者、企业负责人交流时发现，一些企业和组织已经开始转变思路，针对可能的风险，会提前识别、预警，并适当去塑造或者疏导风险的发生程度和方向。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今天，这将是越来越多企业需要具备的意识和能力。
面对这些挑战，有的从业者保持审慎，有的从业者充满信心。汤哲辉认为，出海既要企业家的勇气和雄心，更要讲专业精神。如果对当地政策、商业环境不够了解，就很容易踩坑。黄渊普则认为，挑战归挑战，但也不用这么“玻璃心”，“当年欧美公司来中国也踩坑过，凭什么中国企业出去要更容易？”
此外，建立在深度本地化经营和深刻市场洞察基础上的出海，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接下来，霞光社再来看看和中国物理距离相距甚远，但经济联系却愈发紧密的拉美地区。汽车产业链、跨境电商、数字文娱，是中企在拉美发展的三个主要赛道。
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带来的新机遇，越来越多的企业加速“出海”，从南山走向世界。作为全国知名的经济大区、科技强区、创新高地，在南山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，不仅培育出了腾讯、大疆、中兴等世界知名企业，一批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和腰部企业也踏着“出海”的浪潮，勇闯国际大市场。立足企业需求，南山区正积极探索组建“总部企业出海联盟”，护航企业更好“出海”。座谈会上，专家智库、服务机构、“出海”企业代表从不同维度，探讨企业“出海”的机遇和挑战，为搭建集信息共享、资源整合、服务支持于一体的国际化合作平台建言献策。
而未来出海东南亚市场的企业需要在打法上完成从之前“空军”的轻模式向“海军陆战队”的重模式转变，保证业务和团队的“上岸”。
企业在转型做「新出海」时，第一责任人应该是企业一把手，因为「新出海」的风险和挑战巨大，内部其他负责人做不好、也承担不起相关责任。企业一把手，要自己带头去到目标国家市场，至少花一段时间生活和工作在那。
从市场/企业角度，除了遵循商业和市场规则，基于自身能力发挥能动性，还应该对出海生态中的，包括中国和他国等各个参与主体的立场、意图有所辨识。基于对市场规律的认知，与所处结构的认知，企业进而可以做出市场战略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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